01、凌晨任命突发。

在1968年3月23日的破晓时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的办公室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宁静。接听电话的是司令员傅崇碧的得力助手，冯秘书。他迅速传达了第一政委谢富治的紧急指令：要求卫戍区所有团级以上干部务必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火速赶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届时，林彪元帅、周恩来总理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各位领导将亲自接见众人。

团级以上干部们络绎不绝地汇聚至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他们依次入座，场面井然有序。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的一众领导，依次肃立，排在卫戍区队伍的前列。傅崇碧司令员步入北京厅，与在场的各位领导们进行了简短的致意，随后便再次匆匆离去。自那以后，我们这些卫戍区的工作人员便很少再有机会目睹傅崇碧司令员的身影。

漫长的等待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林彪同志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各位成员如约而至。在他们落座的瞬间，热烈的掌声在大厅内此起彼伏。林彪同志挺身而出，双手缓缓向下伸展，呈现出一种安抚的姿态，示意众人保持宁静。随后，他开口说道：

此刻，我郑重地向外界宣布中央的重大决策：为强化沈阳军区的领导力量，傅崇碧同志已荣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与此同时，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亦将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其首要任务是负责北京卫戍区的事务，并将接替傅崇碧同志所承担的相应职责。

林彪下令，会议即刻结束。

02、3月24日，毛主席会见。

3月24日的傍晚，随着日落的临近，卫戍区机关大院里传来了一则鼓舞人心的喜讯：“今夜，毛主席将亲自接见我们卫戍区的干部们。”随着夜幕的降临，时间已至11点有余，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的干部们便井然有序地排列整齐，步入了大会堂。而与此同时，驻京部队的团级以上干部们早已就座，他们神情安详，静静地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静谧守候，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依次登上主席台，观众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于此，内心纷纷猜测毛主席的脚步即将临近。然而，局势的发展却与众人期盼的截然不同。服务人员依次将座椅撤除，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令众人陷入了迷茫。大约十分钟后，服务员们又将椅子一一搬回，恢复到原先的位置。观众们还未完全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回过神来，服务员们再次上前，将椅子彻底移走。此时的大会堂内，寂静得仿佛真空，空气仿佛凝固，每一位在场的观众都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事态的进一步演变。

领导们终至现场，首先映入众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尊容。他们却并未选择登临主席台，而是沿着台下的走廊徐徐前行，最终落座于台下的前排。不久，林彪紧握《毛主席语录》，率先踏上主席台，其后紧随的是周恩来总理，以及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众多要员。众人就座后，林彪随即开启了发言。

今日召开会议，旨在向各位同志传达中央近期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近期，党内生活涌现出新的问题，矛盾加剧，阶级斗争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尽管这些问题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及彭、罗、陆、杨等同志所面临的问题相比，严重性尚有差距，但它们的确显得格外突出。正如主席所强调，这些问题既非重大亦非轻微。近期，空军内部出现杨成武与余立金相互勾结，意图夺取空军领导权，并试图推翻吴法宪；同时，杨成武与傅崇碧亦相互勾结，图谋推翻谢富治。杨成武个人野心勃勃，企图排挤与其地位相当的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人。在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中央近期连续召开了四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免去杨成武代总长的职务，对余立金进行逮捕并依法惩处，同时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杨成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山头主义、两面派的作风，以及对马列主义的错误理解。傅崇碧近期曾率队驾驶全副武装的车辆强行冲入中央文革小组，企图强行抓捕人员。

这些鸡蛋蕴含着孵化为小鸡的潜能，然而，若缺乏适宜的温度，孵化过程便难以启动。若温度过低，鸡蛋将冻结成坚实的固态；若温度过高，鸡蛋则会完全熟透。在这种环境下，能否成功孵化出幼小的鸡苗，外部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后，周恩来总理以简洁有力之词，明确表达了对毛主席决策的坚决支持。紧接着，江青登上讲台发言，不仅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表达了全力的拥护，还散播了一则关于杨成武三次向傅崇碧下达“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指令的虚假消息。她宣称：“傅崇碧指挥两辆载满武装人员的车辆，无畏无惧地冲入中央文革，即便面对重重关卡，亦毫无畏惧地挺进。在我接到警卫的汇报后，我即刻离开办公室，径直赶往现场。在问责傅崇碧为何未经请示便擅自行动时，他的秘书竟然用公文包向我掷来，而公文包中竟然藏有一把手枪……”

陈伯达的言论主要聚焦于“文革”期间所宣称的五次“辉煌胜利”，并对杨成武所著的《大树特树》一文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指出：“在杨成武的不懈努力下，该文方得以问世。”到了1974年，“杨、余、傅”事件真相大白，杨成武明确声明，《大树特树》一文并非出自其笔，而是林彪、陈伯达等决策者决定以他的名义对外发表的。

我坚信，在杨成武的背后，定然潜藏着操控一切的神秘力量，或许还潜藏着更为神秘莫测的暗流汹涌！

最终，姚文元公开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决策和各项指示”。

在主席台上，谢富治与叶群二人未曾登台致辞，而其他嘉宾则依次登台发表演说。随后，毛主席缓步走出休息室，稳健地走向主席台，与每一位与会者亲切握手。顿时，会场内欢声笑语弥漫，众人齐声高呼：“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此起彼伏的祝福声中，全场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会议的全过程中，江青、康生、叶群总是抓住讲话人喘气、喝水，甚至大家鼓掌的瞬间，带领大家高呼所谓“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这时，周总理从来不张嘴、不举臂，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丝毫不动，只有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时，他才跟着喊，胳膊也举得高高的。

在“3·24”会议的全过程中，聂荣臻元帅的身影始终未曾显现。杨成武将军与傅崇碧将军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年代，曾在晋察冀这片土地上并肩作战。林彪元帅对杨成武将军的批评，主要聚焦于山头主义与宗派主义，他暗指杨成武在晋察冀地区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山头”。康生坚信，杨成武将军背后隐藏着更为强大的力量，甚至存在所谓的“黑后台”。江青、叶群及康生等人纷纷高呼口号，要求“挖出杨成武的黑后台！”“打倒杨成武的黑后台！”他们相互呼应，配合无间，似乎意图揭开晋察冀地区背后隐藏的“黑后台”——直指聂荣臻元帅。

03、全国批斗“杨余傅”风潮。

随着“3·24”盛会的落幕，夜幕降临，3月26日的天安门广场上，一幕巨型标语突兀且醒目地映入眼帘：“打倒杨余傅！”“坚决抵制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3月27日午后，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场誓师大会，大会主题鲜明，旨在“坚决击败‘二月逆流’的再次猖獗，誓夺‘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在此次盛会上，除正式宣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批准的免去杨、余、傅三位同志职务的中央文件之外，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同志亦对杨、余、傅三位同志进行了不实指控和恶意的诽谤。他们宣称，通过这场第五轮的斗争，必将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在康生、江青、叶群等人的煽动下，众多民众，包括被其虚假言辞所迷惑的学生、工人，纷纷振臂高呼，激情澎湃地唱响《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旋律。

在“3·27”盛会的感召之下，我国众多城市纷纷效仿北京的做法，举办了声讨与批判“杨余傅”的盛大集会。会议结束后，许多城市更是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以此庆祝粉碎“杨余傅”事件的伟大“胜利”。

04、卫戍区党委会议

在全国上下共同庆祝粉碎“二月逆流”的再次反扑，以及取得“杨余傅”事件辉煌胜利的喜悦时刻，卫戍区在温玉成司令员的坚强领导下，召开了党委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不仅邀请了卫戍部队的师长、政委、参谋长以及主任，还集结了卫戍区机关处级以上的全体干部。我有幸成为大会秘书处简报组的成员之一。

随着会议的顺利进行，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黄永胜等亲临会场，向在场的各位致以诚挚的祝贺。在讨论“右倾翻案风”及“清理阶级队伍”等重要议题时，他们发表了富有号召力的反驳报告。

大会的序幕刚刚缓缓拉开，与会代表们便纷纷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一致对毛主席的决策表示坚决支持，并对杨、余、傅等人的罪行给予了严厉的指责。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公众的注意力不自觉地转移到了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焦点——傅崇碧率领武装力量，公然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挑战。

全体领导与政治委员严肃声明：未曾指派任何车辆，亦未调动军事力量，故无全副武装现象。傅崇碧将军是否能够“无中生有”地出现两辆配备完善的军车？随后，他们对傅崇碧的秘书进行了搜查。冯秘书自二月底起担任傅将军秘书，至三月初“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爆发，仅14天时间，卫戍区机关干部并未配备枪械，冯秘书也不例外。然而，有人声称江青提及冯秘书公文包中藏有手枪，此事似乎有迹可循！既然冯秘书未携带枪械，那么公文包中的枪支是否属于傅崇碧将军所有？

经过一番细致的搜寻，傅先生的办公地与住所均未有任何线索。最后，他们在傅宅的保险柜中偶然发现了一支手枪。但这支手枪却被油纸紧紧包裹，枪身各部件均被厚重的黄油覆盖。换句话说，自从傅崇碧接管这支枪以来，覆盖其上的黄油一直未被擦拭，由此可见，这支枪械已无法正常运作。

面对与会者对“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的困惑，会议在紧急情况下将正接受“隔离审查”的卫戍区两位领导火速召回，并指令他们“说明情况”。这种要求“说明”的处理方式，使得党委扩大会议草率收场，最终以无果告终。

随着会议即将落幕，白副政委向我提问：“对于此次扩大会议，你有哪些心得与感悟？”我毫不犹豫地回应：“收获颇丰，我对‘莫须有’一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5、“文革”真相

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被指派“详尽阐述问题”的卫戍区两位领导，对所谓“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的真相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剖析。

1968年春季，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向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报告了鲁迅手稿在鲁迅博物馆意外遗失的消息。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周恩来总理负责处理此事。在陈伯达的指导下，周恩来将找回手稿的重任交托给了杨成武。面对文革时期的纷繁复杂形势和寻找线索的困难，杨成武不禁感叹：“这难道不是在茫茫大海中寻找一根针吗？我们究竟从何入手，展开这场艰难的搜救工作呢？”

周总理发布指示：“立即启动卫戍区的调查流程，你们应前往秦城对戚本禹进行提审，他掌握着若干至关重要的信息。”

杨成武在圆满履行使命之后，归家的时间已是凌晨三点多。他立即拨通了傅崇碧的电话，指令他即刻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到家中等候，并明确指出有紧急事务急需处理。傅崇碧接到命令后，立刻行动起来，迅速召集了卫戍区的两位负责人以及秘书，紧急赶往杨宅。

既然手稿系江青指示被移走，按常理应存于中央文革机构，那为何还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查找？

“遵照我的指示行事，立刻行动起来，声称是我的命令！”在极度无奈之下，傅崇碧不得不拿起电话。成都军区迅速作出反应，迅速与韩书信取得联系，并立刻调度空军紧急出动，派出专机火速将韩书信接回北京。

本手稿是我与戚本禹共同整理所得，整理完毕后便立刻转交给了何先伦同志。遗憾的是，关于它的具体存放位置，我并不清楚。他现今已调至周总理的联络组担任职务，或许此刻正寓居于西苑旅社。傅崇碧等人找到何先伦后，他这样回复：“关于这个问题，建议您向中央文革保密员卜信荣同志咨询。他负责此案，目前正位于钓鱼台的中央文革保密室。”

在追寻手稿的过程中，卫戍区的两位负责人与傅崇碧并肩前行，却一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们历经曲折，四处奔波，竭力搜集信息，拜访了无数人士，行程千里，却未曾想到，真正的知情者竟然深藏于钓鱼台之中，正是那些在“文革”期间为中央效力的人员之中。

“自然。”言罢，两辆汽车紧随其后，一前一后地缓缓驶入了钓鱼台，停在了中央“文革”办公楼的前方。姚文元随即迈步上前，略作寒暄，便与同伴们一道步入了会议室。

“你们究竟从哪里来？此处是中央文革的领地，未经许可擅自进入，实属荒唐！”姚文元面对这一突发状况，立刻转变了先前温和的态度，严肃地质问道：“你们此举意欲何为？必须立即给出解释！”这一问题，瞬间让现场的氛围变得庄重而紧张。

“发生了什么？”傅崇碧迅速回应：“请放心，他最近工作繁重，十分疲惫，稍作休息就会恢复。”卫戍区的两位领导将冯秘书扶上车辆休息，傅崇碧继续进行工作汇报。江青得知手稿存放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顿时怒火中烧，下令召来保密员卜信荣。卜信荣进入房间后，首先向江青行礼，然后询问：“首长，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傅崇碧不等江青发言，便径自发问：“你是否持有鲁迅的亲笔手稿？”

“你非但不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反倒是十足的大坏蛋，彻头彻尾的恶棍！速速将其逮捕，立即执行逮捕！”

保密员瞬间震惊，而卫戍区的两位高级将领也面露惊疑。唯独傅崇碧仍旧屹立不动，面色如常，仿佛眼前的一幕对他来说不过是日常琐事。对他而言，这类情形已是司空见惯，他早已练就了处变不惊的定力。

江青察觉四周陷入一片死寂，无人听从她的号令，怒火瞬间在胸中燃烧。她猛地加重步伐，声音激昂地喊道：“快来人，快来人，将他们立即拘捕！”

此刻，数人猛然闯入，紧握住卜信荣的胳膊。卜信荣的面颊涨得通红，泪流满面地诉说着冤屈。江青责令卜信荣交出钥匙，话音刚落，卜信荣便被强行扭住胳膊，身影迅速消失在会议室的门口。

江青一声令下，取下了楼上的四只樟木箱。箱盖一启，鲁迅的手稿便井然有序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她细致地翻阅着，直至过半，突然停下，轻轻合上了手稿，语气庄重地宣布：“无需继续翻阅，立即封存！在此众目睽睽之下，必须将此箱严密封锁。”

“绝无此事，绝无此事。我在撰写文章时，仅曾借用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未涉及手稿的借阅。此事可以向汪东兴进行核实，借用清样亦需获得汪东兴的批准。”

傅崇碧亲自拨通了汪东兴的电话，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回应道：“傅司令员，戚本禹并未擅自借阅手稿，他只是对清样进行了审阅。”随后，傅崇碧驱车返回北京，并立即向江青呈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书面报告。然而，江青并未因此罢手，这才引发了文章所述的开端事件。如今，真相已然大白于天下，所谓的“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实则不过是林彪与江青暗中勾结、精心布置的一场阴谋，目的在于进一步攫取军权，堪称“文革”时期的一起重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