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相关革命历史，众人皆知，毕竟，这些内容不仅是历史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考点，更是我国执政党——共产主义政党——的现实写照，同时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间紧密相连的历史篇章。因此，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自然而然地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相关的革命历史有着初步的认识。

然而，当我们放眼国际，将视线从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带移开，我们似乎很少能捕捉到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共产主义革命的消息。除了南斯拉夫、柬埔寨，以及拉丁美洲切格瓦拉事迹的零星记载，其他革命的声息似乎愈发遥远，难以寻觅。

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南亚的南端角落，曾一度风云变幻，崛起了一个位列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组织。然而，在短短10年过后，这个曾赢得赫鲁晓夫与毛主席赞誉的共产主义力量，却在一夜之间悄然消失，从此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

一度崛起于世界的第三大共产主义势力，其兴衰历程究竟是如何演变？在探寻历史的碎片中，我们得以揭开谜底，一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辉煌时期所面临复杂多变的境况。

印尼共崛起盛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跻身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之前，其革命历程充满了波折。与中国共产党相似，该党脱胎于殖民地民族独立意识，并将本土民族独立与共产主义革命紧密融合。在初创阶段，它仅仅是一群持有左翼进步思想的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汇集与联合体，力量颇为薄弱。

起初，鉴于印度尼西亚当时处于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被称作荷属东印度，即便共产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反抗宗主国的革命运动，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初期也不自觉地深受其宗主国的影响。即便如此，其政党的名称最初亦未实现本土化，而是保留了强烈的殖民痕迹，名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印尼共产党成立之初，便立誓引领整个印尼民族踏上独立与自由之途。他们在印尼境内发起了数次规模宏大的起义。但遗憾的是，这些起义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时期，彼时西方殖民势力正处于衰落前夕的顶峰状态，印尼共产党的几次武装起义很快便被荷兰殖民当局所镇压。

由于这连续不断的起义此伏彼起，荷兰殖民者于整个印度尼西亚境内实施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致使1.3万名印度尼西亚同胞被捕，其中4500人遭受了刑罚的制裁。众多印尼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亦因叛徒的出卖和情报的泄露，相继被殖民者捕获，最终英勇就义。

对印尼共产党而言，此番遭遇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正如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那样，由于缺乏坚实的武装力量，且面对的敌人实力过于强大，在凶狠的殖民者面前，新生的革命力量难免遭受严厉的镇压。

尽管面临严峻的打压，印尼共产党依然坚韧不拔。毕竟，那时的印度尼西亚仍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之下。从封建领地的地主，到城市中崭露头角的中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再到田间的印尼农民，几乎全体印度尼西亚人都对荷兰人的统治抱有反感。在这样的有利背景下，高举民族独立旗帜、勇往直前的印尼共产党，迅速重振旗鼓，焕发出新的生机。

随着二战结束，东南亚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浪潮再次涌动，历经重重考验与磨难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迎来了飞跃发展的契机——印尼民族独立的杰出领袖、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向印尼共产党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

此刻，尽管苏加诺已荣任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并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然而，诸多历史因素使得他并未直接掌控军队，而是以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身份，对军队施加影响。同时，鉴于苏加诺在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上更倾向于左翼，即社会主义，他与以地方势力、军队为代表的强大右翼势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面对自身政治地位可能受到的挑战，苏加诺果断选择接纳印尼共产党，赋予其合法政党的地位并予以支持，以此作为对抗其他势力的策略，旨在维护印度尼西亚政坛的稳定，并最终巩固苏加诺的领导地位。

从一度遭受执政当局严厉打压的非法政党，印尼共产党转变为政府认可乃至推崇的合法政党，其势力在短短数年间迅速攀升。得益于印尼共产党选择效仿中国革命的道路，采纳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并注重与其他党派力量，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该党迅速赢得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支持，并在城市中赢得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的支持与合作。

在这种种便利的条件之下，从被政府解禁后的1953年到印尼共产党灭亡前的1965年，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印尼共产党从一个原本需要躲躲藏藏，人数稀少的激进主义小党派，变成了一个有着350万名党员与2000万群众组织成员的大党派。这种党派规模，在当时，可以说是仅次于苏联和中国，也正是因此，印尼共产党才在那时自豪地宣称——“我们是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尴尬处境与对印尼共产党的最后一击

然而，在政党规模迅猛扩张的表象之下，一股潜流正悄然涌动。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虽已通过独立战争从荷兰殖民者的手中赢得了自由，但殖民时代的遗留问题仍如阴霾般笼罩着这个新兴的群岛国度。

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构建，都根植于荷兰殖民者的统治历史。在这个群岛国度，统一的王朝并不多见。加之其众多且分散的地理特征，各岛屿间的地方分裂势力始终强劲。在这种背景下，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在各个地区、社会阶层间形成统一的政治共识显得尤为困难。效仿中国，试图通过构建一套较为完善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而推动国家工业化，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此背景下，对印度尼西亚而言，最为切实可行的策略是培育民族资本主义，通过逐步推进的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辅以教育与文化手段来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

处于这样的历史境遇之中，印尼共产党因采纳了苏加诺派的议会斗争策略，却难以重返武装革命的舞台，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坚持议会斗争路线的政党，它既缺乏实际控制权的根据地，也未能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其所能依赖的，不过是农村和部分城市中的有限影响力，宛如漂浮在水面的浮萍，看似声势浩大，实则缺乏稳固自身政党地位的长久之计。

此外，印尼共产党此时正积极在农村地区推进土地改革，致力于确保农民能够获得公平的耕地，同时，它也在强力打击封建地主阶层。在城市经济领域，尽管印尼共产党与苏加诺总统在经济政策上保持高度一致，均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并对之持开放包容态度。

归根结底，苏加诺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无法容忍民族资本主义过度扩张，进而催生新的政治势力，对其政治地位构成威胁。与此相呼应，与苏加诺步调一致的印尼共产党，亦将经济方针明确定位于“国有经济为主导”。

这些领域的变革及其政治经济理念，自然为印尼共产党树立了一批强大且颇具影响力的对手。然而，除却苏加诺这位政治盟友，印尼共产党似乎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在一段时间的沉浮下，印度尼西亚激烈的政治、经济与阶级矛盾最终迎来大爆发。1965年，就在印尼共产党宣称自身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同一年，病危之中的苏加诺担心自己死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走向，决心加强自身盟友印尼共产党的力量，推行通过法案允许印尼共产党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即印度尼西亚民兵组织。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实力增强，进一步点燃了右翼势力的火焰。特别是对于印度尼西亚最强大的右翼势力——同时也是本法案直接受损方的印度尼西亚陆军而言，这种刺激显得尤为直接和显著。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陆军阴谋发动政变，尽管印尼共产党获知了这一消息，并决定先下手为强。但由于计划的不充分与武装力量的匮乏，印尼共产党的计划很快就被陆军所粉碎，陆军将领直接发动了军事政变，囚禁了苏加诺，建立了军政府，在国内大力搜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以涉嫌共产主义阴谋的名义，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展开了大屠杀。

被冠上了受中国支持、与华人族裔联系密切，又缺乏有力武装力量，而且封建势力又极为强大的印尼共产党，在这一次巨变中损失殆尽，其本土的组织活动自此之后就渐渐停歇，一个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就这样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