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25日，项英、叶挺等遵照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决议派遣叶挺前往江北建立指挥部，以增强对第四支队的领导。为此，叶挺亲自率领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孙仲德等干部，以及江南新四军主力第四团第一营，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成功突破日军的长江封锁线，向庐江进军。

当前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正如蒋委员长所强调，实乃一项重大举措。鉴于敌人企图“以各种手段动摇我等意志，威胁我等精神”，我们唯有凝聚全国之力，激发抗战到底的决心，方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一、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便向全国同胞发出了总动员的号召，这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与物质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动员。在抗战前夕，我党发起这一号召，旨在为即将到来的抗战做好充分准备。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我党持续汲取古今中外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深入总结中国革命历程以及中华民族的内在潜力。我们明确指出，尽管我国乃一弱国，但若能引领全民族挣脱精神枷锁，重振国威，齐心协力抵御外敌，必将焕发新生，成为天下无敌之国。

我党与那些抱持着单纯“唯武器论”观念的群体，长久以来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抗争。

自抗战爆发以来，我党郑重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动员一切可用之力，争取最终的胜利。我们全力以赴，致力于调动各方力量，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全国人民精神层面的广泛动员。

自两年前以来，我党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潮。在去年冬季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再次明确了全中华民族当前亟待解决的十五项紧急任务，其中首要的一条便是：“大力弘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地坚持抗战，克服悲观与失望情绪，坚决抵制妥协与投降。”

“一方面，需充分利用那些已经形成并持续涌现的民族革命典范（如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烈士、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游击战的不断推进、慷慨解囊的捐输、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等），将这些事迹广泛传播至前线、后方以及国内外各个角落。”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揭露、剔除、淘汰民族阵线内部滋生的消极因素，诸如妥协倾向、悲观情绪和腐败现象等。另一方面，应当将敌人一切残暴行径的具体案例公之于众，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进行控诉，以此激发民族觉悟，弘扬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必须认识到，这种觉悟与自信心的不足，将严重阻碍我们克服困难、准备反击的基本任务。”

因此，共产党员应当积极倡导全国同胞全力支持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大力支持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此政策，旨在激发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坚定抗战至终的决心，克服悲观与失望的心态，坚决抵制任何妥协与投降的念头。

二、按照“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提出的“共同目标”是：

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这些原则无疑至为正确。中国，这片土地，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家园，尤其是那占人口九成的广大劳动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这里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休养生息、奋斗进取的摇篮，其神圣与不可侵犯性不容置疑。面对如今日寇的侵扰，企图摧毁我们民族的生存根基，这无疑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我们必须坚决抵抗，将侵略者彻底驱逐出我们的国土，绝无妥协退让的空间，这便是“国家至上”的坚定信念。

中华民族，乃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体，尤其是那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勤劳人民之民族。我们的民族，渴求生存，追求繁荣，向往独立、自由与幸福。首先，我们必须从侵略者的铁骑下获得解放。若非坚决抵御侵略者至最后一刻，民族解放无从谈起；若不以广大民众的幸福作为民族幸福的终极目标，则所谓的民族解放亦不过是空谈。因此，坚持不懈地进行抗战，并致力于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正是“民族至上”的真谛所在。

一切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日寇、破坏团结、制造“反蒋反共”的阴谋、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而有些不明大义之人，不免受其蒙蔽，陷在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阴谋陷阱之中，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就等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

这些人同样缺乏“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对此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我们应当号召全体国民深刻铭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应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国家民族的大义面前，个人应舍弃一切私见、私欲、私利和私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自由与生命，亦在所不惜。”对于那些背叛国家民族利益的人，我们必须明确表示与他们坚决对立。

三、、中国共产党早已发出号召：“汇聚各方力量，共赴抗战胜利之路，一切举措均以抗战为大，一切行动均以抗战为重。”此即为“军事至上，胜利至上”的理念。

我党历来的主张与行动，始终围绕着这些号召展开。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浪潮中，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继续秉持牺牲精神，为捍卫祖国不惜献出最后一滴鲜血。同时，我们呼吁全国同胞，严正地抨击那些贪生怕死的懦夫，无情地谴责那些在前线与后方破坏军事胜利的恶劣行为，严厉指责那些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自私自利的败类，并号召全国同胞对这些害群之马实施应有的惩处。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应大力倡导并严格执行这一原则：“唯有军事胜利，才是我国全体国民共同的光荣；唯有未能取胜，才是我们共同面临的耻辱。一切功过、一切对错，都应以此为准绳。”我们必须“倾尽所有智慧与全力，投入时间和精力，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同时，我们必须摒弃所有关乎“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以及个人的屈伸与荣辱”的私心杂念。

唯有将战火燃烧至鸭绿江畔，将所有沦陷的土地悉数收回，方能成就抗战的最终胜利。

四、鉴于收复鸭绿江边所有失地的迫切目标，“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乃为必要之举，此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髓。唯有坚定并拓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能实现意志与力量的高度集中。违背此方针，意志与力量必将分散。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这一真理，而当前的现实亦印证了这一观点。

故此，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需持续呼吁全国同袍紧密团结一致，通过民主途径，汇聚所有分散的意志与力量。我们的意志应唯一指向争取最终的胜利，不容许有其他选择。我们的力量应唯一凝聚在抗日阵线上，不容许分散至其他领域。我们的方法应唯一采用民主手段，不容许有其他能够最大程度汇聚力量的途径。

为此，我们务必坚决挫败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等反蒋反共势力的阴谋行径。若不尽早予以严厉打击，必将导致意志涣散、力量分散的严重局面。共产党员应积极呼吁全国同胞支持蒋委员长，拥护国共合作，坚决抵制那些挑拨离间、制造纷争、扰乱前线后方、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分子，并对他们实施必要的惩戒。

五、“竭尽忠诚于国家，彰显孝道于民族”，这是我们应当呼吁全国同胞秉持的最高民族道德准则。这实质上是对古代封建道德的革新与丰富。

共产党员应当以身作则，践行这些高尚的道德，成为国民的楷模。党员们过去已展现出这样的风范，未来更需继续努力。若非如此，便不足以称之共产党员，在党的队伍中也无其立足之地。因为，一个真正的孝顺子孙，必然是国家民族的忠诚守护者。

此处的唯一准则，在于对大多数人的忠诚与孝顺，而非仅仅对少数人的忠诚与孝顺。若违背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便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忠孝，反而成为了忠孝的逆行者。同理，对于仁义而言，凡是能够惠及大多数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可称之为仁；而在处理涉及多数人利益的事务时，若能妥善应对，便称之为义。

汉奸、汪派、托派之所以沦为背离忠诚、孝道、仁爱和正义的叛徒，乃是因为他们置少数人的私欲于不顾，摒弃了整个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福祉。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伟大征程中，共产党员肩负着神圣使命，务必激励全国同胞，竭尽忠诚于国家，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对民族，倾注至孝之心，直至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解放；对四亿五千万同胞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展现无边的同情与坚定的守护，践行仁爱之道；对那些损害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敌人、叛徒与暴徒，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制裁，彰显大义，以期最终赢得胜利。

六、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应积极引领全国同胞坚定贯彻三民主义。在抗日战线上，不论各党各派成员是否信仰三民主义，关键不在于他们口头的自我宣称，而应看他们的实际行动。唯有言行一致，才能被称作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

因此，对于三民主义，国人应当着眼于其实践，而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唯有将三民主义付诸实践，方能彰显其信仰之力；否则，不过是证明其缺乏信仰。对于那些在行动上背离三民主义，却仅在口头表达信仰的人，他们实则表里不一，心口不一，阳奉阴违。每一位投身抗日战线的人，绝不应如此行事。

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

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亟需全面动员全国同胞，脚踏实地践行三民主义，揭露汉奸汪精卫之流所宣扬的虚假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正三民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员亦应成为践行真三民主义的楷模。

七、为贯彻三民主义，夺取最终胜利，我们亟需进行精神层面的革新。“沉溺于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得到矫正”，“激发出充满活力的朝气必须得以培养”，“得过且过的生存态度必须被摒弃”，“自私自利的私欲必须予以克服”，“纷繁复杂的思绪必须得到矫正”。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并践行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与“勤勉奋斗的工作作风”，全体中国人民都应积极践行。

于那英勇的抗战岁月，若不培育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则昂扬向上的生机难以孕育，沉溺于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以及自私自利的恶习亦难以根除。

汪精卫之流，因缺乏坚韧不拔的斗志，导致精神萎靡，沉溺于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自私生活，从而背叛民族利益，背叛祖国，沦为汉奸。由此可见，那些不愿沦为汉奸的人，在此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深刻认识到培养艰苦奋斗精神的必要性，否则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至于确保坚定不移的政治导向，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为此，我们必须坚决纠正一切可能损害抗战大局的混乱和错误的观念。

首先，我们必须坚守“不违背国民革命最高原则的三民主义”这一准则，纠正那些有意或无意歪曲三民主义、沦为汪精卫之流精神奴隶的个体；同时，也要揭露那些企图借助托派奸细将三民主义曲解为反共旗帜的行径；此外，还需严正指正那些表面上标榜三民主义，实则背离其宗旨、贪污腐化的人。

其次，秉持“不宣扬超越民族理想、不损害国家绝对性”的原则，我们必须纠正一切对日寇妥协投降的错误言论。广泛发动民众，抵制汪精卫派，因其“宣扬超越民族理想、损害国家绝对性”的言论，他们迎合日寇提出的“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共同体”构想，以及所谓的“共同防共”。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汉奸无耻地鼓吹超越民族，热烈欢迎日寇成为东亚的“盟主”，无耻地放弃自己国家的独立，任由敌人肆意践踏。

第三，秉持“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统一”的宗旨，我们必须依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利益至上，军事行动优先，胜利至上，意志凝聚，力量集中”的原则，对一切韩复榘式的破坏军政军令者进行纠偏，对一切作战不力的现象予以整治，对一切无纪律行为进行规范，对一切意图响应伪政府破坏政权统一者进行惩戒，对一切对政府抗日动员法令表面遵从实则违抗者予以纠正，对一切不履行抗战建国纲领者进行严肃处理。

第四，秉持“不将抗战形势用于实现国家民族利益之外任何目的”的原则，我们必须纠治所有借抗战形势谋取私利、从中渔利的行为，诸如以国难为代价的生财之道；必须纠正那些利用抗战的艰难处境，推动和平妥协的企图；必须制止那些借助抗战形势，排斥异己、破坏团结的行为；必须摒弃那些出于个人私利或少数集团狭隘利益，为金钱、地位、职位等私欲而损害甚至牺牲民族国家利益的行为。

除却上述各项，诸如那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言论，诸如反蒋反共的谬论，那些寄望于外力的空洞幻想，以及那些否定劳动人民为民族根基的叛国论调，以及那些诋毁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为友的，对劳动阶级的偏见等等，皆为干扰抗战大局的杂乱思想，亟需予以纠偏。唯有如此，方能确立坚定的政治航向，稳固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能激发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最终赢得抗战的辉煌胜利。

八、国民精神总动员，理应成为全国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实质上即政治动员，其核心不在于强迫与命令，而在于激发人民的政治自觉。

若采用强制命令的手段，往往导致事态发展成虎头蛇尾、徒具形式的局面，毫无生机可言。唯有通过民主途径，强化宣传与动员，方能激发全国人民的斗志，形成一股足以压倒敌人、重塑自我的强大洪流。

在这八点中，特别强调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中央期望全体党员与友党党员及各界先进人士齐心协力，全力以赴，严谨认真地推进这场动员运动。同时，也寄望全国青年不畏艰难，让这一运动家喻户晓，普及至全国。旨在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投身于抗战到底的伟大事业。当全国人民真正觉醒并奋起之时，便是抗日建国伟业圆满完成之际，愿与全体同志和全国同胞共同勉励。

1939年5月1日，中共中央的官方刊物《解放》周刊在第70期中刊登了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而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

自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以来，本文便以原定标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的第二卷之中。在文中，他笔锋所至，如此阐述：

在我国民主革命浪潮中，知识分子群体率先觉醒，这一特点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均有鲜明体现。尤其在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队伍更为壮大，觉悟程度亦更上一层楼。然而，知识分子若未能与工农大众紧密团结，便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成就。

区分革命与否、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并且付诸实践与工农群众紧密团结。他们的根本界限，仅在于此，而非他们口头上宣扬的是否为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唯有那些真正投身革命的志士，才会选择并践行与工农群众紧密相连的道路。

五四运动至今已走过二十载春秋，而抗日战争亦即将迈入第二个年头。全国青年及文化界人士，对民主革命与抗日战争均肩负着举足轻重的责任。

我愿他们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质与推动力，将个人工作与广大工农群众紧密相连，投身于工农群众之中，成为他们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当全国民众齐心协力之时，便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日。全国青年朋友们，加油吧！”